小刀的部落格

　　北捷事件後，很多人開始有許多想像的假設。其中一個想像，就是殺人嫌犯的成長歷程，特別是他父母的親職態度，可能因為從小疏於管教，導致悲劇的發生。讓台灣已經很焦慮的父母，在焦慮之餘又多加層無奈的自責。

　　週末的聚餐裡，參加的一對夫妻坐下便說：「原本幫忙陪小孩讀書的大學生都準時來了。結果，正要出門時，我姊姊打電話來，一聽到我們參加聚會把小孩託給別人，馬上指責我們：『「不要老是 parenting outsourcing（親職外包）！』搞得當下不知該不該出門。」掙扎老半天，但因為都已安排妥當，還是出門參加聚會，只是還在惴惴不安，到底是否忽略親職責任。

　　「外包（outsourcing），原本就是充滿計算邏輯和商品化的指涉。而將父母沒辦法完成的親職，用外包的方式來完成，讓人們在道德上覺得十分矛盾。

　　台灣社會雖不用「親職外包」這個字，但這樣的活動早就無所不在，而且建構起龐大產業。從送小孩到私立學校、參加夏令營，到下課去安親班、才藝班或補習班，在某一程度上，不也是將小孩原本透過父母（親職）來完成的成長，以金錢外包給這種產業？

　　以台灣目前的社會條件下，多數家庭如果不是雙薪，就難以負擔教養成本。結果家長把時間都花在賺錢上，難有餘力對小孩的成長親力親為，只好用錢解決親職責任，卻對這種無可奈何避而不談，不去討論問題癥結，而累積了很多掩藏起來的罪惡感。於是，當北捷事件讓人們再次質疑父母角色時，全台灣所有父母也跟著焦慮，不是急著要為嫌犯父母辯護，就是感到不安或自責。

　　一九九六年，希拉蕊還是總統夫人時，她在《It Takes a Village：And Other Lessons Children Teach Us》書中引用印地安人俗諺，倡議美國兒童養育問題：「每個孩子都是整個村子帶大的。（It takes an entire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.）」這句話已經有點陳腔濫調，但如果真有一個友善的村子，很多親職不良造成的問題都不會發生，也不會需要親職外包。遺憾的是，這們村子尚未出現在我們社會，現有制度或關係裡幾乎不可能共同分攤親職，大家只能轉而自力救濟，選擇商業機制的親職外包。

　　「如果沒有這方面相關的政策，諸位父母怎可能去打造一個村子？」我對朋友解釋這件事，希望他們理解親職教養，除了父母有責任，環境是否有配套也是極重要的一環，用不著自責。

　　然而，這說法似乎沒有緩解同桌身為父母的朋友的落寞。那是一個不太歡樂的週末晚宴。

商業周刊 1387 期 王浩威